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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和迭戈,革命的艺术

弗里达-卡洛于 1907 年 7 月 6 日出生于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瓦坎区。她的父亲是马蒂尔德-卡尔德隆(Matilde Calderón)和吉列尔莫-卡洛(Guillermo Kahlo),前者是原住民和西班牙混血儿,后者是德国摄影师,1891 年移居墨西哥。她与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相差 19 岁,后者是一位年轻的画家,刚刚从圣卡洛斯国立美术学校毕业,师从著名大师。弗里达出生那年,迭戈获得了国家奖学金,飞往欧洲,并在那里度过了之后 14 年的大部分时光。在西班牙学习后,他在巴黎定居,并经常光顾蒙马特尔的一群艺术家,其中包括莫迪里阿尼和毕加索。正当年轻的迭戈接触到那些将在他身上留下印记的艺术家的作品时,墨西哥爆发了革命。1910 年,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号召全民起义,揭开了革命的序幕。弗里达和她的家人目睹了反对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民众起义,后者自 1876 年以来一直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着墨西哥,随后革命者潘乔-比利亚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于 1914 年抵达墨西哥城。当时弗里达还是个孩子,而迭戈则在欧洲,但两位艺术家都受到了这一事件的深刻影响,并终生致力于社会正义的理想。1921 年,当迭戈回到墨西哥时,斗争已经结束,但革命仍在改变这个国家。弗里达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1922 年她进入了著名的国立预备学校(Escuela Nacional Preparatoria),当时该校只有 35 名女生。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迭戈,他受委托在学校的一面墙上绘制壁画《创造》,学校位于圣伊尔德丰索古城(Antiguo Colegio de San Ildefonso)。迭戈属于一个名为 "El Sindicato Revolucionario de Obreros Técnicos, Pintores y Escultores "的革命艺术家团体,与阿尔弗雷多-西基耶罗斯(Alfredo Siquieros)和加布里埃尔-奥罗斯科(Gabriel Orozco)齐名,是壁画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墨西哥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长何塞-瓦斯康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的支持下,这一艺术运动成为革命的延续者之一。迭戈应邀为全市的公共建筑,如公共教育部的墙壁作画。他放弃了在欧洲学到的知识,探索典型的墨西哥概念和主题,成为墨西哥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壁画家的作品讲述了人类迁徙的故事,追溯了墨西哥丰富的历史(如在库埃纳瓦卡的 科尔特斯宫,或在国家宫的杰作《Epopeya del pueblo》)。

Epopeya del pueblo mexicano》,以及后来的《Sueño de una tarde dominical en la Alameda central》,这幅画装饰了

Museo Mural de Diego Rivera),从土著传统到革命期间工人阶级的起义,重点描绘了迄今为止被艺术家忽视的人群和主题。迭戈-里维拉在首都绘制了他最具代表性的壁画,尽管他也致力于发展令人印象深刻的架上作品集。这一新的、地道的墨西哥壁画主义主张社会主义。迭戈回到墨西哥后加入了共产党。

该会议

1925年,弗里达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卷入了一场悲惨的交通事故。送她从国立预科学校的课堂回家的巴士转弯时撞上了一辆电车。这次碰撞夺去了几条生命,并给她留下了不可逆转的身体伤害。弗里达在6岁时感染了小儿麻痹症,腿部已经有了残疾,险些死里逃生。她的脊柱、肋骨和腿被打断,骨盆腔被一根金属棒刺穿。她得知自己将永远无法生育,因为她的骨盆有三处骨折。直到她去世,疼痛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她不得不接受三十多个大手术,但她的健康状况只会恶化。在事故发生后卧床休息的几个月里,弗里达唯一的思考对象是她父母安装在她床头的镜子里的倒影和天空,她可以通过房间里的小窗户看到天空的蓝色。她开始在小画布上画自画像、亲属画像和静物画,这使她可以在躺下时作画。疗养后,当她的健康状况允许她离开她在科约阿坎的家--Casa Azul,现在是一个博物馆,弗里达看到由1910年革命引发的艺术和文化复兴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墨西哥仍然扎根于传统,但首都代表着进步和现代。墨西哥城成为艺术家和改革者的圣地。21岁时,弗里达将自己包围在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艺术家、学生和政治流亡者组成的团体中。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发现了辩论和关于艺术、政治和文化的长谈的乐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再次遇到了迭戈,他已经成为墨西哥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弗里达向他展示了她的画作,征求他的意见,迭戈立即在这个年轻女子身上看到了天赋,她的作品与他的作品截然相反。迭戈的壁画是大型的、象征性的和史诗性的,而弗里达的画则是亲密的、个人的,而且往往非常小。弗里达对墨西哥历史的史诗式修正不感兴趣,她的画作主要是关于她的童年记忆、她的家人和朋友、墨西哥的民间传说,有时还有天主教形象。这位有成就的画家和这位初出茅庐的艺术家之间的相互欣赏很快就发展成了一段爱情,他们于1929年结婚。然而,他们的结合并不十分传统:除了年龄上的差异外,迭戈在结婚的第一年就有几次外遇,弗里达在稍后也过着淫乱的生活。尽管这对夫妇有不忠和困难,多次分居,但弗里达和迭戈不能没有对方,直到死亡都保持联系。

从洛克菲勒到托洛茨基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迭戈的名气越来越大,因为他公开委托创作的壁画讲述了墨西哥人民的历史。这位具有史诗般规模的神话巨匠最初对人的身体和物质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对人的影响感兴趣。他对人类的历史和未来非常着迷:工业革命提出了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巩固,工人的斗争成为他的一个特权主题。从1930年起,革命的灰烬已经冰冷,反动的措施在墨西哥得到了落实。共产党人被关进监狱,社会主义者受到冷落,艺术家纷纷逃离。这时,弗里达和迭戈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在资本主义领域创造革命艺术的想法吸引了迭戈,他和弗里达飞往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应亨利-福特的邀请到底特律,在那里他画了一系列以现代工业为主题的壁画。这位壁画家还受到洛克菲勒家族的委托,尽管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分歧,后一次合作从未见天日。在Palacio de Bellas Artes可以看到的《El Hombre controlador del universo》是对这幅未完成的壁画的重新创作,这幅壁画因为描绘了列宁指导一群工人而被销毁。1931年,迭戈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了他的作品。在这段时间里,弗里达并不出名,也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她遭遇了多次流产中的一次。正是在底特律,她发现她可以用绘画作为宣泄痛苦的方式。她画了《亨利-福特医院》,在这幅画中,她描绘了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抱着肚子,躺在血淋淋的床单上,她的死胎被一根红线从她体内漏出。这是她第一幅描绘血的画,但不会是最后一幅。这一事件给她带来了创伤,在心理上和艺术上都改变了她。这件作品是多洛雷斯-奥尔梅多-帕蒂尼奥博物馆专门为这两位艺术家所做的重要收藏的一部分。

芙蓉姐姐飞起来了

回到墨西哥城后,弗里达和迭戈搬到了圣安吉,住在建筑师胡安-奥戈尔曼设计的房子里。这座房子现在是一座博物馆,由两座建筑组成,通过一座天桥连接,一座是弗里达的宿舍和工作室,另一座是迭戈的。这对夫妇的气氛不是很好,尤其是弗里达刚刚经历了她的第几次流产。她现在认为忠诚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美德,并且像迭戈一样,过着非常淫乱的生活。然而,当她发现他与她最小的妹妹克里斯蒂娜有私情时,她无法忍受。她离开了圣安吉的房子,搬进了首都的一个公寓。她剪掉了通常用鲜花装饰的长发,并放弃了迭戈非常喜欢的传统墨西哥服装。尽管这对夫妇遇到了困难,但分离的时间很短。1935年底,弗里达回到了婚后的家。和解后,弗里达和迭戈还是通过相互协商决定,他们的关系不能受到传统婚姻的约束。同年,随着拉萨罗-卡德纳斯将军当选为总统,墨西哥翻开了其前任的镇压政权的一页,再次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避难所。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重振革命改革的一种方式。迭戈和弗里达的房子成为国际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他们相信墨西哥将走俄罗斯的道路。墨西哥城的许多艺术家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并梦想着发动一场反对富裕阶层的暴动。迭戈利用他的影响力说服卡德纳斯总统欢迎列昂-托洛茨基,他在1937年获得了政治庇护。斯大林试图暗杀的俄罗斯革命家搬进了阿苏尔之家,与弗里达的父亲吉列尔莫-卡洛一起居住。他在那里呆了两年,然后弗里达开始了与他的关系。然后他搬到了一个稍远的房子,1940年他在那里被谋杀。从1937年起,自从与迭戈分开后就不再作画的弗里达重新开始作画。她创作了十几幅画,她怀疑这些画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因为它们涉及的是她个人的主题。然而,在迭戈的敦促下,她把她的四幅画送到了艺术画廊,其中包括《我的祖母、我的父亲和我》,这些画作为专门为几位艺术家举办的展览的一部分被展出了。反馈是积极的,弗里达的作品被美国艺术经销商朱利安-利维注意到了。李维被迷住了,提出在他的纽约画廊展出她的一些作品,她立即接受了这个提议。

巴黎和超现实主义者

弗里达的才华随后被安德烈-布勒东注意到,他是超现实主义的教皇,曾与妻子一起来到墨西哥会见托洛茨基。他把她的作品说成是超现实主义的,她一生都在反驳。实际上,弗里达-卡洛的绘画风格是相当难以定义的。她混合几种风格来描绘她的现实,并对经常被艺术家忽视的主题感兴趣。她表现了亲密关系、痛苦,有时以一种非常原始的、解剖学的方式作画,但又有一种梦幻般的色彩。在她所做的143幅画中,有55幅代表她。渐渐地,这个长期生活在伟大的迭戈-里维拉阴影下的女人在她的绘画和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中变得解放和自信了。弗里达回到了纽约,这次没有带迭戈,参加了在朱利安-莱维画廊举办的作品展,然后被布勒东邀请到了巴黎。她被当作一个有自己权利的艺术家,尽管她无法忍受他们,但她与超现实主义者混在一起,她觉得他们在咖啡馆里花了好几个小时重塑世界。在巴黎,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她穿着传统的特华纳礼服,佩戴着气派的珠宝。她的17件作品在超现实主义的皮埃尔-科尔画廊举办的关于墨西哥的展览中展出。她的画作中只有一幅找到了买家:卢浮宫买下了她的《马可》,一幅自画像,成为该博物馆的第一幅墨西哥当代艺术画。在法国的逗留和多次旅行使她已经很脆弱的健康受到影响,她感到疲惫不堪,1939年弗里达回到了墨西哥。她与迭戈的关系恶化,以至于他最终提出了离婚。弗里达吃了很多苦,画了很多画,特别是她的画作 《两个弗里达》,可以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到。但这两位艺术家并没有分开太久:第二年,迭戈再次同意与弗里达结婚,条件是婚姻中不允许有亲密关系,而且弗里达要支付夫妇的一半费用。1941年,吉列尔莫-卡洛去世后,弗里达和迭戈搬进了Casa Azul。几年后,这对夫妇非但没有得到平静,反而经历了另一场危机,当时迭戈想离开她,与女演员玛丽亚-费利克斯定居,他说他疯狂地爱上了她。1949年,他在一幅画作《La Doña Maria Felix》中描绘了她,画中的她衣着暴露。弗里达警告了媒体,而非常赞成天主教价值观的墨西哥公众立即支持她。为了挽救自己的事业,玛丽亚-费利克斯结束了与迭戈的恋情,迭戈最终留在了弗里达身边。

生活万岁

从 1950 年起,弗里达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她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陷入了抑郁之中。她在一本小笔记本上倾诉自己的情感,为迭戈画素描和写诗。那一年,她接受了七次脊椎手术,穿着笨重的金属紧身胸衣,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她画了大约 15 幅画,主要是摆放在床头的水果和蔬菜的静物画。看到她濒临死亡,她的朋友洛拉-阿尔瓦雷斯-布拉沃(Lola Alvarez Bravo)决定在当代艺术画廊(Galería de Arte Contemporáneo)举办一次展览,以纪念她的作品。弗里达是美国和欧洲公认的艺术家,却从未在自己的国家举办过个展。为她举办的展览于 1953 年 4 月 13 日至 27 日举行。她的医生说她身体虚弱,不能参加展览,但弗里达坚持要参加:她的病床就摆在展厅中央,开幕式当晚她被担架抬到展厅。她的出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许多人来说,弗里达本人也成了展览的一部分。艺术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并不快乐:她的右脚因坏疽而被截肢,她沉迷于止痛药和酒精。 1954 年 7 月 16 日,她因肺炎在她出生的房子里去世,享年 47 岁。迭戈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弗里达的遗作描绘了切开的西瓜,并题写了 "生命万岁"。1957 年,迭戈在去世前几个月也画了最后一幅画。他将这幅画命名为《Las Sandí as》(西瓜)。弗里达-卡洛去世后,她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多年来,她从一个鲜为人知的艺术家变成了国宝级人物,成为流行文化的关键人物、时尚界的灵感源泉和媒体追捧的女权主义偶像,甚至让迭戈-里维拉黯然失色,她的巨人丈夫永远在她的阴影之下。